来源：石家庄日报

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西柏坡是“两个务必”的发源地，也是党中央进京“赶考”的出发地。回望历史，西柏坡时期处于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、党的事业由夺取政权转向建设国家的伟大历史转折时期。当时，全国解放胜利在望，党中央思考最多的是胜利之后怎么办：怎样防止胜利后的松劲，怎样避免掌权后的脱离群众，怎样尽快建设一个新国家。这份清醒落到今天，首先是政绩观的警醒：为谁创造政绩、创造什么政绩、怎样创造政绩，检验的是党性强弱，校正的是立场稳否，锤炼的是作风虚实。

政绩之本，在为民。为谁掌权、为谁干事，决定政绩的方向;群众是否真正受益，检验政绩的分量。西柏坡时期，我们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，制定了《中国土地法大纲》，开宗明义提出“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，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”。随后，各解放区掀起土改运动，不到一年，解放区约1.6亿农民分得土地，亿万农民翻身做主人，并倾力支援解放战争。正如毛泽东后来指出的，“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，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。”这部大纲，正是党一切为了人民的生动注脚。历史说明，立党为公不是抽象宣示，必须落实为为民造福;为民造福也不是一般工作标准，而是最大政绩。新时代，应从西柏坡精神中汲取立根铸魂的力量，把人民拥护不拥护、赞成不赞成、高兴不高兴、答应不答应作为重要尺度。对党员干部而言，就是要在谋划项目、推进改革、配置资源时，多一层“是否合乎公共利益”的审视，多一层“群众是否真正受益”的追问，政绩观才不会在掌声中偏航，也不会在指标中失真。

政绩之要，在求实。实事求是既决定决策质量，也决定政绩成色。西柏坡时期的重大决断，都从真实力量对比和真实社会需求中得来：军事上，科学分析敌我消长、后方保障和民心向背，抓住战略决战时机，连续组织辽沈、淮海、平津三大战役，最终促成北平和平解放;农村工作中，回应民意，实行耕者有其田，为解放战争筑牢群众基础;新中国成立筹备上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。这一方法在正定同样有清晰注脚。20世纪80年代，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期间，跑遍全县25个公社、220多个大队，把握资源禀赋、群众意愿和市场需要，推动了一系列改革实践：如实反映“高产穷县”问题，推动合理调整粮食征购;立足毗邻石家庄市区的实际，探索“半城郊型”经济路子，发展多种经营、乡镇企业和商品生产;重视招才引智、文物保护等。可见，求实非口号，而是把情况摸清、把规律找准、把措施落地，形成可操作、能落地、见效于民生的科学决策。

政绩之成，在实干。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告诫全党：“夺取全国胜利，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。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，那是比较渺小的……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，工作更伟大，更艰苦”，并以“两个务必”和“六条规定”立规明戒。这份清醒警示我们：真抓实干，就要在态势向好时保持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，防止把阶段性进展当作松劲的理由;在任务交织叠加时主动到项目一线、改革前沿和群众身边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。谦虚谨慎不是保守退缩，是尊重规律、敬畏风险、慎用权力;艰苦奋斗也不是简单吃苦，而是以更高标准破解难题、以更实举措服务发展、以更强韧劲一抓到底。

政绩之正，在斗争。西柏坡时期，我们党发扬敢于斗争、敢于胜利的政治品格，一方面指挥战略决战，一方面严明纪律、警示胜利后可能滋生的“骄傲自满、以功臣自居、停顿不求进步、贪图享乐”等情绪，以斗争精神做好进京“赶考”准备。1948年九月会议强调加强纪律性，建立请示报告制度;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“两个务必”，作出“六条规定”。从延安“窑洞之问”中“让人民来监督政府”的第一个答案，到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，落到政绩观上，就是既要接受人民检验，也要勇于自我校正。要同急功近利作斗争，防止寅吃卯粮、盲目举债、低水平重复建设;同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作斗争，防止重“痕”不重“绩”、留“迹”不留“心”;同好人主义作斗争，防止把怕得罪人替代对事业负责;同“新官不理旧账”作斗争，维护政策连续性和政府公信力。斗争既要勇气，也要机制。考核评价这根“指挥棒”要更加科学，把显绩与潜绩、发展与安全、速度与质量、当前与长远统筹起来衡量，引导干部既看当下、更谋长远;决策程序这条“保险绳”要扎得更牢，让调查研究、专家论证、合法性审查、风险评估和后评估环环相扣，防止拍脑袋决策;监督问责这张“网”要织得更密，推动党内各类监督与人大监督、民主监督、行政监督、司法监督、审计监督、财会监督、舆论监督贯通协同;激励保护这方“后盾”要筑得更实，把容错纠错、澄清正名、能上能下衔接起来，为担当者担当。如此多管齐下，方能持续形成重实绩、重实干、重担当的鲜明导向，让正确政绩观真正落地生根。